武歆：从“诺尼诺”回望《叙事诗》
● 武歆（1962—），祖籍山东省，居于天津市。一级作家。在天津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主要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另有散文、随笔、杂文等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树雨》《黄昏碎影》《天堂弥撒》等，中短篇小说自选集《诺言》，散文集《习惯尘嚣》等。另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花》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作家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精选》《短篇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多次转摘，并有作品多次入选年度选本，译成外文，并获奖。
◎ 武歆：从“诺尼诺”回望《叙事诗》◎
从“诺尼诺”回望《叙事诗》
——关于杨炼、杨炼诗歌及其它
一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相信宿命。这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犹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他们总是摇摆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一样。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没有神性的我，无论肉体和精神都永远无法穿越到十九世纪。假如能够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已经令我无比愉悦了——当然，我指的是那种令人向往的神性。
我相信这样一种联系，当你持续关注一件事或是一个人，总能在某一个时间的节点上，或在一件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事情上，猛然找到某种神奇的契合。
比如在2012年1月28日这一天，我在陪伴年近九十岁、久病多年的母亲。母亲在夜晚产生了幻觉，她紧张地告诉我，有许多金色的大鱼在她头顶上方游动。我问母亲该怎么办。母亲拉着我的手，央求我，快让它们离开吧。于是，我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里，在万籁寂静的夜晚，挥动着一把银光闪闪的宝剑，在屋子里翩翩起舞，为母亲驱赶着那些漂浮不定、无处不在的大鱼。母亲终于微笑着安然入睡。
我相信，那些金色大鱼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母亲不会欺骗我。之所以如此认定，是因为一件不算遥远的往事。在四年前黄昏时分的德国科隆大教堂门前，当我早就被阴霾的德国秋季冻得瑟瑟发抖时，仿佛被人在后背上猛力地推了一把，蓦然走进了这座用了六百年建成的恢弘的大教堂。我被那无穷高的穹顶震撼，被那仿佛无处不在的吟声所温暖，也被那每个人脸上所呈现出来的安详所迷醉。那一刻，我的眼前呈现出来别样的景致——篝火、白云、细碎的河水、纸一样的小船，还有飞舞的萤火虫。我还觉得自己变成了椭圆形的尘埃，在“噼啪”炸响的篝火旁轻盈飞舞。
我相信，疾病、衰老、压抑、无望、脆弱、惊喜、仰望……等等，都容易产生幻觉。我也相信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会有无数个重要的生命节点。这些生命节点，其实早就在你出生之前标志在那里，等待你跨越，等待你亲近，等待和你拥抱团圆。你只要努力地向前瞭望，你就能看到属于你自己的路标。
比如在2012年1月28日这一天，在意大利的北方城市乌迪纳，“诺尼诺”热烈地拥抱了诗人杨炼。应该说，这一天就是杨炼诗歌创作的一个节点——“诺尼诺”这个意大利籍的“世界文学小姐”似乎等待杨炼、已经等待了许久——离开中国大陆24年的诗人杨炼，在这一天获得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国际文学奖项“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该奖评委会主席、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出席了仪式。世界上最著名的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代表评审团介绍了杨炼及其作品，随即身着黑色中式上衣的杨炼发表了题为《在一只埙的世界里》的受奖辞。
这是杨炼继作家阿城、莫言之后，第三位获得这一奖项的中文作家。
我清楚，在1月28日这一天，我挥舞着宝剑与金色大鱼跳舞的时刻，与“诺尼诺奖”拥抱杨炼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作为十几年的朋友，我还是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与他发生某种精神上的“碰撞”。难道不是吗？我用中国的宝剑为“生活母亲”起舞，杨炼用中国的埙为“诗歌母亲”歌唱，这难道不是一种生活与精神的契合吗？
二
杨炼是一个有着生活魅力和诗歌诱惑力的人。
在十二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天津见到杨炼之后，我就开始以一个诗歌局外人的身份持续地遥望、关注他，那时候我会在某一孤独、忧郁的时刻，突然想要饥饿般地阅读他的诗。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生命讯号的，因此他每一次回国，我们都要见上一面或是两面、三面，或是许多面，没有主题的漫谈，但事后回想，主题还是有的——诗歌、生活，以及时刻存在的文学思考。
在这十二年间，我阅读过他厚厚的两卷本作品集《大海停止之处》和《鬼话:智力的空间》,别具一格的《杨炼艳诗集》和思想随笔集《一座向下修建的塔》等，并写下过只言片语的阅读笔记，以及相关评论。
我喜爱杨炼的诗歌，赞赏他的诗歌思想，也愉悦他的率性和天真。在2011年天津最酷热的几天里，我们曾经喝着啤酒，歪斜在沙发上，连续畅谈了许多个夜晚。至今想来，还是那样欢快、高兴，而且意犹未尽，仿佛那憋闷的湿热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思想密集的杨炼，曾经给我点燃过许多炸响纷飞的思想礼花。
早年，我曾经狂热地热爱诗歌，也曾经尝试着写诗，但后来自觉不会在诗歌创作上有所进步时，遂自我斩废。诗的神经是极为敏感的，当她感到些微的委屈，立即转过脸去，不再理我。我的诗感顿时变得迟钝、萎缩，最后慢慢地远离了诗歌，后来不再读诗，有一个阶段里，也只能借助酒兴，背诵《致云雀》的残缺片段，向遥远浪漫的天堂里的雪莱致敬。
但杨炼的出现，又让我有了读诗的欲望。
我曾经在川西南康定城一座摇摇欲坠的木屋里，和几位藏族诗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讲着杨炼的诗，我喝多了，在木屋外面金沙江奔腾的江水伴奏下，开始吟诵杨炼的诗；也曾经在宁夏西海固的秋夜，和写诗的朋友喝着高度白酒，在舌头的不断干扰下，结巴地朗读杨炼的诗句。
杨炼的诗，魅力在哪里？他的诗歌为何能打动我这个诗歌的局外人？
慵懒的北方春季，我精神抖索地想到了一年前他赠送我的《叙事诗》——杨炼在1988年出国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诗作单行本。
这部诗集，我已经断续地阅读了一年。我可以肯定地说,《叙事诗》比“诺尼诺奖”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诺尼诺奖”是中文《叙事诗》的外文插图。
《叙事诗》是阅读杨炼生活经历和诗歌路径的“指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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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大陆诗人唐晓渡评价杨炼的《叙事诗》，“再次展现了无与伦比的结构-创造力。在这首处理个人命运和大历史纠结的长诗中，音乐统摄着现实、镜像、梦境和哲思，令人信服地凝聚成一个既层次分明，又自由穿越的有机整体。最终建构了思想深度和形式精美的极致。”
的确，在这部“最终建构了思想深度和形式精美的极致”的叙事长诗中，杨炼以对时间的哲学思考为内在线索，以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列顿的三首大提琴组曲为结构，以自身的经历为剑，带着独特的“家风”，直指历史的内核，仿佛地核岩浆的爆裂，带着热度，喷涌而出。
于是，我在第一部“照相册：有时间的梦（不太快的快板）”中，率先读到了这样的诗句：又一个人质抵押给家园……他爱上自己不在的梦中梦……
1955年出生于瑞士伯尔尼的杨炼，在凝望着自己出生第一天的照片时，想到了“抵押”。这就是杨炼，在出奇不意的诗意中，总有着那么一点可爱的自恋。
诗人都是自恋的，但杨炼更深爱着早已离世的母亲。他在“母亲的手迹”中，带着浓烈的情感，低声吟道：她的手抚摸，死后还抚摸，深海里一枝枝白珊瑚，被层层动荡的蓝折射。……儿子的回信只能逆着时间投递，儿子的目光修改阅读的方向… …
杨炼还仿佛看到了母亲怀抱他时的镜像：袖子高高挽着，温润的光，抱起他，满溢香皂味儿的海岸，告诉他毕生得枕着海风的臂膀。
母亲在他耳边关于“海风臂膀”的呢喃，几十年以后，似乎得到了验证。奔波的杨炼，二十多年始终在海边游走，澳洲的海，欧洲的海，还有其它大洲的海，他在奔走中（也可称为流亡），也似乎验证了诺尼诺奖授奖辞所说的“一个全方位流亡和有深刻距离感的诗人，远远超越出我们的时空。”
杨炼观望世界的视角是奇特的，就像他在诗中回忆离开瑞士的情景，他把阿尔卑斯山描绘成“雪山像一支烟袅袅燃起”。当然，这是他现在的视角遥想彼时的景象，那时襁褓中的他，可能更多记忆的，还是母亲的怀抱和温馨的奶香。
杨炼在伯尔尼的童年很短暂，随后他就跟随外交官的父母亲离开了出生地瑞士，回到了成长地——北京。
就像一个人终究要长大一样，杨炼的照相册也要继续向后翻——当然翻到了第二页。
四
在今年“诺尼诺奖”的授奖辞里，评委会对杨炼是这样评价的：杨炼的诗意创作，构成当代中国思想的高标之一。这奠基于他的千古文化之根，他重新阐释它，朝向当代张力再次发明和敞开它。他的诗句触及了关于我们存在的所有最重要提问，并提醒我们“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他在一种并非仅仅疏离于自己土地的漂泊中，把生存和写作的景观推到极致。
杨炼获奖后，在接受的采访里说道：当然高兴，但不仅因为获得一个奖，而是因为评委们敢把这样严肃的奖，评给“我这样的”中文诗人！想想这里包含多少挑战性极强的层次：对中文古典诗歌和文化的占有；当代对传统的再阐释和再理解；中文当代诗在观念和形式实验上的极端创造；我三十年写作中每一部作品的区别和它们构成的漫长旅程；最后却绝非不重要的——原作对翻译提出的高要求，构成了我一直追求的中外深刻交流的的基础！高兴太肤浅了，值得振奋的是这个奖肯定了思想和诗歌的真价值！
是的，今年“诺尼诺奖”的真正意义，定位在了“思想和诗歌的交点上”。
杨炼，是极为看重思想以及思想深度的一位诗人，就像他在《叙事诗》中的自序《家风》中所讲的:在当代中国，语言、现实、文化层层错位，每个有抱负的诗人，必须是思想者，除了“发出自己的天问”,别无他途。就是说，今天的中文诗，要么就是思想深刻到位的作品，要么就什么都不是。
杨炼是一个极端的人，也是一个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完美的人，他不仅对自己要求苛刻，就是对他者，也同样苛刻。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他残忍地只造出了一架独木桥，只给了芸芸众生一条路。
在意大利的乌迪纳，他对采访他的外国记者，也同样说到了“深度”。他说：对古老传统的自觉；对自我处境的追问；对诗歌观念和形式的创造。它们又聚焦于一个词——深度。
就是因为自觉地追求思想深度，使杨炼现在的诗歌，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因此也更加具有“世界性”。不用很复杂，仅从《叙事诗》的形式上，就能完全看出来——以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列顿的三首大提琴组曲为结构，以“不太快的快板”、“极慢的慢板”和“小快板”三部分，完成了一首中文长诗的吟诵。
其实，离开中国24年的杨炼，始终是中文诗歌界的一个“世界人”。他曾获邀任德国柏林DAAD艺术交流计划、美国AMHERST学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作家、台北市驻市作家；还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诗歌活动，比如担任德国“Lettre-Ulysess”世界报道文学艺术奖、德国魏玛国际论文竞赛、德国国际广播文学竞赛等活动的评委，以及斯洛文尼亚“文学节水晶奖”评审团主席、“柏林文学节顾问”等，并于2008年在哥伦比亚举行的第74届国际笔会上，当选为国际笔会理事。
至今，杨炼仍在“世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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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杨炼的青春期，是在北京渡过的。很容易做出判断，今年57岁的杨炼，他的青春期是灰色调的。但我看到他青春期的照片，全都是笑呵呵的，无论是和家人出游香山、颐和园，还是下乡时在中越公社南店村戴着“赵本山的帽子”，扛着一把大锄头，所有照片上的他，都是满面笑容，几乎很难让我想到这就是日后写出《诺日朗》、《同心圆》的深沉的杨炼。
可能这就是杨炼，总是与时代相悖。当我们“灰色的时候”，他在笑；当如今我们“彩色的时候”，他却在凝眉沉思。但,这可能就是诗人,诗人应与“众人”拉开距离,“应和别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我指向的是“独立思考”。
我又有些怀疑，那时候，青春期“笑容满面的杨炼”，可能还是“无意识之笑”。戴上“独立思考”的高帽，似乎显得有些牵强。
但，我很快发现，我错了。
当我仔细阅读了《二姨的肖像》和《姐姐》时，我这才发现，那时在灰色的大氛围之下，杨炼的“小范围”充满着温馨，充满着人性之美。他的笑容满面，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是他的“独立思考”。
二姨，是杨家的老保姆，一个面容和蔼、善良至极的老人。年幼的杨炼回到北京后，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所以老保姆一直照顾着他，还有他的姐姐，以及后来的弟弟，一直到杨家子女长大成人。“二姨”这个称谓，是杨家的三个子女对老人的尊称。
在《二姨的肖像》中，杨炼仅以三个“细部”，就动情地表达了他对二姨无比的怀念和发自内心的崇敬:一侧发亮的手指得得叩打，男孩子粘着梦的玻璃映出一头白发；烤得热乎乎的馒头包进手帕，热热的目光送他上学，咳嗽声蓖着朝霞;容似的天空靛青如一块蜡。
当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诗句，翻身坐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我已经无法入睡。当我看到杨炼最后用“伟人们相信青铜像，她的伟绩却是一条线……善良竟如此简单如此难”来泣诉二姨平淡而充满至爱的一生时，我已经禁不住泪流满面。
杨炼的家人，除了没有见过他早逝的母亲和远逝的二姨，其它人我都熟识，当然包括他的姐姐。杨炼和早就定居美国并在一所大学里做终身教授、曾经写出过深刻反思历史的回忆录《吃蜘蛛的人》的姐姐,都是性格刚毅而又坚韧的人，互相之间似乎很少表达姐弟之情，但杨炼在《姐姐》中,以一句“你春水似的胳膊搂住弟弟”,无比柔情、细腻地表达了少年时代对姐姐的依恋，还有春水般的美好回忆。
许多时候，坚硬的杨炼，一旦表现亲情，会像水银泻地，无处不在、无法收拾。
六
奔走世界的杨炼，曾经在许多国际场合，非常精确地说：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文化杂交的案例。真问题永远是：你如何应对这处境？我的原则很清楚，作一个主动的他者——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我在世界各地，我更始终在中文之内。只要对自我、对语言提问的能量在，诗歌写作的血脉就一定通畅丰沛。今天，利益全球化而思想危机空前严峻，它塞给世界一个“大现实”，诗人思想家，必须还给它一个诗意反思的“大传统”。
杨炼注重文化上的思考，尤其注重不同文化思想的碰撞。
“诺尼诺奖”之后，在威尼斯著名的摩纳哥酒店，杨炼和奈保尔，围绕着奈保尔《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的写作，以及杨炼获奖的诗作，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对话——在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反思间，进行了深刻的交流。
他们不从单一视角、单一层次，去观察和思考这些进行着艰难现代转型的古老文明。相反，他们既锋利剖析自身传统思维的僵化惰性，也不回避西方殖民历史带来的加倍复杂，更关注全球化时代中，知识分子如何以自我追问为能源，建立全方位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觉。
奈保尔极为关切发展迅疾的经济环境中，当代中国文化如何保持多层次的完整性？特别是知识分子能起到的精神“压舱石”作用。他的期待，简直可以直接翻译成中文经典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杨炼感激他的著作，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清晰、透彻的文化反思范例。当代中文作家，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写一部《中国：一个受伤的文明》，那正是支撑文学作品的必须具备的思想世界。
在面对记者提问中，奈保尔和杨炼共同认为，环顾全球化语境，中国、阿拉伯、印度、甚至东欧这急剧变化的几大经济、文化板块，都有过深刻的“受伤”经验，但同时,内在的分裂恰是内在的丰富,“噩梦”同时可能是“灵感”。他们透过“受伤”这个语法，互相理解得完美充分，世界不仅被打通了，更是被“打开”了。
奈保尔没有来过中国，他期盼着来到这个东方大国，并且希望杨炼陪伴。据我所知，八十多岁、身体不适的奈保尔，极有可能在今秋或明春，将要不顾身体原因，与杨炼一起来中国。我想，那将是自二十世纪上半叶泰戈尔访华以来，印度与中国两个东方大国思想上的又一次“碰撞”，且由于当代历史地加入，而更具有对全球化人类处境的启示意义。我想，届时在中国，杨炼和奈保尔之间、中印有识之士之间，一定将展开一场更精彩的对话，那既可能荡漾着威尼斯摩纳哥酒店对话的回声，又必然是一次更有机的延续和深入。
我们期待着。期待着这场对话，能有更加深刻的精神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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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叙事诗》第一部的最后一章，是杨炼1974年至1976年间的“人生写照”。这也是杨炼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朦胧诗人”身份登上中国诗坛前的最后一次精神操练。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犹如一位嘉宾出镜前的整装。
现在，我充满着好奇，多少年之后，现在拥有新西兰、英国双重国籍的杨炼，站在伦敦的大笨钟下面，将是如何回溯那段中国大陆的“黎明前的黑暗”。这段时间，对于杨炼来说，尽管很短，但却包容了他人生太多的“第一次”，譬如“上山下乡”，譬如母亲的“远去”。
在“黄土南店，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一诗中，他落下了这样的诗句：“马车擦过麦田，甚至没惊动刚没膝的绿色，五月，阳光和土都很慢。”还有：“那儿时间在叶子们的鱼群里垂钓，血咬了钩，最古老的哲学仍是一声长叹。”
在“一间喃喃毁灭箴言的小屋”里，他写道：摸到一个集体的，暴死的时间，不会结束的时间，那雨声踩在瓦上。
在“绿色和栅栏”里，他写道：一个酸涩的血型押送着麦粒，返回每年清明灌浆的，被征集的颜色，遍地拔节的声音朗读着死刑。
在“死生：一九七六年”里，他写道：他一天天追赶母亲的死，追，一部早晨狂转的手摇电话机，自行车把顶着天空的噩耗后退，风砸在脸上，钢印砸进他的缺席。
这四首短诗，我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当然这也是杨炼的排列。对于《叙事诗》，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评论家，都认为是一部“透过作者自身的经历素材，把思想指向个人和历史的深刻关联”的诗作。它的主题，可以简要概括为：大历时深刻卷入个人命运，个人内心构成大历史的深度。这个“对句”，在这四首短诗的最后一首“死生：一九七六年”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强烈，就是一个初学诗歌的写作者或是平常的读者，都会强烈的感受到作者内心的这种关联。
这是我看到的杨炼关于“祖国”意象最明显的一首诗，也是“自我”与“国家”双重意象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诗。诗中“母亲、死、生、一九七六年”的符号象征以及毫无缝隙的情感关联，让人读后唏嘘不已。
杨炼是一个歌者，但他绝不像有些诗人那样“振臂高呼”，他总是在自我情感的抒发中，将自我“小历史”的悲欢离合，挥洒起“大历史”的风帆。没有声嘶力竭，也没有娇弱造作，就那样本真地“水到渠成”，直抵历史的纵深。
杨炼，总是能让人发现他的“发现”。
八
几年前，我曾在《散文》杂志发表过一篇《我与诗人》的小文，里面提到了我熟识的三位诗人——杨炼、伊蕾和雷平阳。在2012年“情人节”前夜，我正在写作关于杨炼的这篇文章，突然接到了云南诗人雷平阳的电话，因为参加《诗刊》的一个文学活动，他来到了天津。我当然要去看望他，于是那天晚上，我和《散文》杂志年轻的编辑张森，一起开车去滨海新区。
我是第一次乘车走“天津大道”。大道宽阔、清寂，没有车辆，越往前走，大道两旁越是黯淡，只有很远处闪烁着萤火般的灯光。因为大道过于笔直，我总是怀疑汽车将要开进大海里。那会儿我就想，诗人一定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可能会认为汽车将要开进辉煌的天堂。诗人与常人最大的区别，他们会用诗句照亮黑暗，会给人们带来憧憬与希望，当然也带来深刻的思考。我这时才理解了，为什么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街头，树立雕像最多的是普希金的雕像——他用那热烈、沸腾、鼓舞、思考的诗句，照亮了黑暗俄罗斯的十八和十九世纪，使更多的人觉醒，看到生活的希望。
我们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雷平阳住宿的几乎临近海河入海口的瑞湾酒店。五星级的酒店，建在如此偏僻荒凉的地方，只能有一种解释——充满着这座城市实现宏伟蓝图的远大理想。
雷平阳是我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他的短诗《杀狗的过程》,曾经让我泪流满面，并且难以忘怀。他不久前刚刚获得国内著名的“鲁迅文学奖”,是一位众望所归的优秀诗人。但他总是“讥笑”我泪腺旺盛，不断笑起那件事——我为了与我不相关的一对恋人的悲戚恋情而妄情流泪。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老渔村”酒店，喝了许多酒，说了许多的酒话和诗话，然后又和《诗刊》副主编、一位散文写得极棒的蒙古族女作家冯秋子一起聊天，那天聊得很晚，回家时，我几乎就是睡着走过了“天津大道”。就在那次聚会上，我又一次说到了杨炼。
其实，几年前我去昆明参加一个活动，曾经跟雷平阳说起过杨炼的诗。不善言谈的雷平阳当时脱口而出几个字“《诺日朗》，好！”。
《诺日朗》作为杨炼早期的成名作，其实至今还在被人说起。不久前，我在中国作协的“中国作家网”上看到转载的《深圳特区报》上的一篇杨炼访谈，在那里面，采访者又一次问起了《诺日朗》。采访者告诉杨炼，他在九寨沟参加冰瀑文化节，几乎天天看到诺日朗瀑布，每次都会默念杨炼早年的代表作《诺日朗》。然后，采访者问杨炼，是否注意到江弱水根据这首诗，说你具有男权主义倾向？
杨炼回答说，“诺日朗”的藏语意思是“男神”，所以被当作“男权”不奇怪。但那首诗和男、女权之争无关，那里的能量，展示出八十年代初生命力的扭动挣扎，一种突破固化社会文化结构的强烈冲动。更有意思些的，是诗歌创造本身的意义。那或许是当代中文诗第一次建立多层次语言空间的成功试验。这个“空间诗学”，既来自汉字本性的启示，又给未来更深刻的思考打开了可能。调笑一下“男权”，别忘了《诺日朗》中这行“谁是那迫使我啜饮的唯一的女性呢”，有被迫的“男权”吗？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杨炼关于他的成名作《诺日朗》中某些问题的正面回应。这也从某一个侧面，凿通了我继续阅读《叙事诗》的另一个路径。
许多时候，豁然一亮的路径，不是刻意寻找的，总是“回眸惊现”。
◎ 武歆：从“诺尼诺”回望《叙事诗》◎
九
《叙事诗》第二部，被诗人命名为“水薄荷哀歌：无时间的现实（极慢的慢板）”，一共有五章哀歌。作为《叙事诗》这首长诗“承上启下”的部分，也是乐章最迷人最舒展之处，完全展开了诗人关于“自我情感”与“历史情感”的“肆意柔和”。但又是那样从容、镇定，不慌不忙，他犹如“久经沙场”的乐队指挥，全场的乐手，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手中的指挥棒，只等他“倏地”扬起，乐声高奏。最难能可贵的，杨炼既是指挥者，也是演奏者，他将二者和谐地融为一起。
我首先注意的，是第二章“爱情哀歌，赠友友”。友友是杨炼的妻子，也是一位小说家和油画家。她的文字精短、细腻、闪亮，带着诗歌的韵脚；她的画作抽象、浓彩、热烈。我曾经见过友友画的一幅她和杨炼在新西兰居住的木屋的油画，带有强烈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油画的风采。同时，友友又是杨炼风雨同舟的亲密恋人。当一个女人，把“妻子”与“恋人”两种角色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人就走向了女性的极致。
在“一个街名使一场爱情温暖回顾”中，杨炼写道：李河谷银灰的波纹搁在窗台上，银灰的亮度，总能容纳更多的雨。
最初，在杨炼诗中不断出现的“李河谷”，曾经使我迷惑不已，后来才知道，这是伦敦的一条河流的名字，临近他和友友居住的街区。我没有去过伦敦，无法知晓李河谷的容貌，但能从杨炼的诗中，感觉出来这应该是一片原始沼泽保留地。那儿夏夜里大雁啼鸣，甚至可以传进杨炼安静的窗口。杨炼和友友居住的街道，也是安静、空旷的，它似乎略有些微的坡度，像大提琴声的低缓起伏。我能想象出来，他们家的那个窗台，一定是在树叶的斑影中，一定有些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梦幻意味。我非常注重居室窗口所呈现出来的景象，你拥有什么样的窗口景象，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质地。
还是在这首诗中，杨炼继续歌道：事实上我像唱片一样勤快，整天从一个房间响到另一个房间，整天叫你，你不在家也叫，两个重叠的字反刍美食的奇迹，满屋花草熟读你楼梯上的脚步声……不屑拒绝两个还没成形的小家伙，追着自己永远不会成形的嗓音……把每页诗复制成挽歌。
特立独行、刚强坚韧的杨炼，面对友友，忽然露出了“小男人”的可爱，还有因为……所流露出来的男人的忧伤和柔软的心颤。我相信诗人是多面体的，也只有多面，才能映出太阳的七色。
友友跟随着杨炼世界游走，或称为漂泊。他们的床，就像是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小说书名“在路上”，当然也是“在空中”，也是“在海上”。
所以，杨炼在“大海，安魂曲，首次，也是再次”一诗中，深情地写道：一张床拖着航迹，航行到我们的成熟里，……只两个人，加一个星空，别无所求。……沙滩上无数条投奔浪花的路，用我们那条，指挥璀璨的乐队。……我们的美一如我们的碎……
杨炼把“流亡”推向了精神的极致。对此，也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对“流亡”做的精辟的阐释。
他说：实际上，我差不多否认有单纯“身”的流亡，至少那不构成任何文学的实质价值。相反，“心”的流亡才是根本。哪个精神创造者不是流亡者？他（她）的精神旅程，必须基于主动拉开的内心距离，在每天、甚至每一刻抛开旧我，拓展自我的精神漂流。
不久前，杨炼回国，在天津一家颇具特色的“三锅演义”餐厅，我跟他再一次见面。那天，风和日丽，熏风细拂。餐厅窗外有一只硕大的喜鹊,站在刚刚绽放绿芽的树枝上,固执地一动不动,仿佛舒婷笔下那“展览千年”的微缩的神女峰。
我说到了“诺尼诺奖”颁奖辞中，关于“流亡”的这个敏感字眼。对此，杨炼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说，我出国后领悟的这个意象：“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其实也深刻涵盖了我国内期的生存和写作。事实上，那给出了一种原型，能沟通古今中外一切诗歌杰作。也因此，“地下”、“流亡”不是头衔和商标，不属于某些人，更不给诗作提供附加值。这世界上没有诗人的天堂。于是别推托环境，真问题是：“你”对困境怎么反应？——怎么写？决定了“你”存在的性质。还是诗最到位。在一行诗尽头的悬崖处，诗人必须整个再生。越看似“不可能”，重新开始的能量越大。有这点自觉，我们就懂了，一个人就是一个活的传统：一个中文之内不停“出海”的精神传统。我从未离散于它。漂流，恰恰使我返回了它。
杨炼是一位时刻警觉的诗人，警觉鲜花、掌声所滋生的自我渺茫以及自我陶醉，警惕由于中西方文化不同所导致的某些字句上的歧义。因为，某些微小的偏差，极易导致认知上的大谬。
譬如，杨炼就极为警惕“国际”这个词的空泛。他在回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非常严谨地说道,如果“国际”不是建立在不同“本地”的深度之间，就是一句空话，甚至一种骗术。没有哪个靠“国际语”写成的大诗人。波德莱尔的精美（注意：不只是精彩），正在于他把诗歌的可怕张力，绷紧在剖析人性深渊的现代感，和讲究无比的经典（甚至格律！）形式之间。从我最初读到陈敬容翻译的《黄昏》起，就被那层叠递进、循环往复的咏叹镇住了。这哪是诗人，分明是作曲家！要说象征（我讨厌“主义”），这里的音乐秩序，创造出了诗歌和世界间根本的象征关系。回头看中文诗，三千年的持续转型，不都在这个根本象征之内？我们继续在创作文本，并从文本的海拔上归纳世界。
十
就像每一次出发，都要返回一样；而每一次返回，又是为了下一次新的出发。
杨炼在《叙事诗》第二部，在“叙我”之后，马上便是“历史的出发”。在第三章中，杨炼将七个人物汇聚到了同一个“历史场景”中，构成了一幅“历史哀歌”。我注意到，他在历史场景之前，特意加上“我的”这个词，四两拨千斤地把整部人类史，重写到自己名下！看看这七个中外人物,分别是:屈原、卡萨尔斯、严文井、鱼玄机、修昔底德斯、沃尔芙和叶芝。真正堪称“古今中外”。我真的惊叹杨炼的想象力和汇聚力。这再次阐明了自传体长诗《叙事诗》的特点——自传性之内的广泛的世界性。
◎ 武歆：从“诺尼诺”回望《叙事诗》◎
十一
杨炼在《叙事诗》中，不仅自己“吐丝织锦”，还像蜜蜂一样，在全中国、在全世界最美的花丛中“采花粉酿甜蜜”——他从楚国的楚顷襄王十五年，穿越到西班牙的一九五五年；又从夏日北京的二零零五年，猛地转身，回到唐朝的唐懿宗八年；又从希腊的锡拉库札，到一九九二年的柏林，再到爱尔兰的斯莱歌墓园。杨炼以诗人的犀利思索，以“在现场”的洞察，将自己的感悟、对斯人作品、人品的咀嚼，在深度和宽度上均匀地用力，用炫丽亮闪的“经纬线”，将《叙事诗》精美地装订、捆扎，并且送到读者的眼前。
屈原是杨炼最为钟爱的中国古代诗人，就像他认为中国最好的小说是《金瓶梅》一样，他认为屈原和《金瓶梅》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不可逾越的一位诗人和高不可攀的“文峰”。他的判断，建立在对文学观念、作品结构到语言表述能力的详细考察上。屈原上下求索的《天问》、《离骚》和兰陵笑笑生开创中国现代小说的《金瓶梅》，是一种纯然的精神证实。杨炼曾“笑”指：细审有明一代，谁有如此思想和才华，配写——能写出《金瓶梅》？没有，而那神秘作者却“笑了又笑”，只能被认为是刻意掷给后人的千古之谜！在这里，我必须要说，杨炼如此认定，源于他的“家风”。屈原、《金瓶梅》、卡萨尔斯，还有李商隐（杨炼在《叙事诗》中为其单列一章）都是杨炼父亲深入研究的领域。
所以，在《叙事诗》第二部的第四章“故乡哀歌”中，杨炼多次提到了“环湖中路”这个中文地名。因为，这和他极为敬仰的父亲有关，是他回望中国的人生高地，也是他每次回国的锚地。
杨炼的父亲出身官宦之家，北京早年赫赫有名的吉祥戏院曾是他家祖上的家产。老人家曾经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西语系，后来参加革命奔赴延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外交官。老人爱好广泛，对中国古典诗词、外国文学、交响乐、昆曲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散淡之人。杨炼对父亲尊崇备至。
那年的夏季，去国已久的杨炼特意在天津环湖中路一个小区租房两个月，与离休后定居天津的父亲在三分钟路程外比邻而居，渡过了北方一个酷热的夏季，他和父亲经常深谈到深夜或是黎明。应该说，《叙事诗》的诞生，与那次夏季有着紧密的关系。
杨炼曾跟我说过，在天津的夏季，他从敞开的窗户外，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听到了夜晚的蟋蟀叫声，也听到了午后的蝉鸣，似乎也听出了不同于伦敦的黄昏雨声，他还在大街上看见了西瓜摊、大树旁边生锈的自行车，还听到了、看到了……总之，中国生活的一切声音，一切景象，让当时这位梦中都会梦见自己拉着拉杆箱正在转机的、游走世界的诗人，让当时这位远离中国十几年的始终仍在用中文写作诗歌的人，突然有了一种激动，有了一种想要表达的……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2005年至2009年），他用了四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自传体长诗《叙事诗》，并且和另两部——植根古典的《》（杨炼自造字，读音为“YI”）和建构哲思框架的《同心圆》一起，以三部长诗，完成了诗学上的正、反、合。
所以，才有了“路”中这样的诗句：“当蝉声以诵经众僧的俯仰之势远近而鸣，环湖中路像座酷热的经堂，……自行车，悟透了终极在洋槐树下生锈，……蝉声的粘合剂把报亭，西瓜摊，搅进昨夜暴风雨的水洼……”以及另一首“路”中的“环湖中路上，我模仿父亲每天把脚步放慢一点……”
在第四小节里，一共包含十二首诗，其中一半也就是有六首，是用“路”作诗名的。杨炼的“路”，既是出走又是回归，没有出走就没有回归。他离开过故乡，却从未离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路”，暗合了自己一种精神上的归属。
杨炼毕竟不会拘泥于狭隘的“家乡”，他毕竟是一位站在“本土经验”上抒写“世界精神”的诗人，所以，尽管刚在这首“路”中疲惫地吟道“我的拖鞋的远洋船，被万里浪打得斑斑驳驳……”，立即又在另一首“路”中，有了这样的从容：“从环湖中路到泰晤士河桥甚至不必过桥……”
杨炼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仰慕，集中体现在“京剧课”一诗中，他以四段“父亲说”，以“吉祥戏院、东安市场、金鱼胡同……”等家族、历史的诸多中国文化符号，以诗名“京剧课”这样的中国文化的“世界通行证”，表达了父亲对他历史观形成以及他走上诗歌道路的感激。“父亲”这个意象，从狭义的父子之情，到广义的中国文化精神之“父”，通过十二首诗，层层打开层层递进，直到最后在“叙事诗”（铆合了书名）一诗中以“绕过星空，朝父亲漫步，还原为寓意本身”圆满结束。
十二
阅读《叙事诗》，犹如一次登攀诗歌的长城。我很疲惫，但也愉悦。我有许多的感受，但我不想在这里完全讲出来,我想留一点神秘,所以《叙事诗》的最后一部、也就是第三部“哲人之墟：共时无梦（小快板）”的诸多感想，我准备储存在自己心里，独自去慢慢的反刍，这将是一件令人嫉妒的事情。
杨炼从当年的《今天》杂志中，走到今天的《叙事诗》，以及今天的“诺尼诺”，回溯过去，我发现了他一路走来的“精神内核”，那就是“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杨炼在阐述这个观点时，精辟地说道：
诗歌是一种思想能源。它不仅使用现成的语言来陈述（例如大部分小说、戏剧），更聚焦于创造语言本身。一个光彩夺目的句子，不仅“打通”、更在“打开”古今中外的人生感悟。“诗不可译”的俗套说法，只是译者低能的托词。其实,原作越提出严格的要求，越激发翻译的对话,直至整个世界，都能被收入这个诗意对话的版图。无论诗人写作的语言多么不同，诗歌的天性完全一样:主动拒绝一切政治的、商业的、文化的或其它等等的禁锢，把唯一的激情，锁定于极端地追问自我。这个意义上，“诗歌母语”的核心是“思想”。就像自从《离骚》中大规模使用了“流亡”（注意：既“流”且“亡”，一举击中两个层次，英语的“Exile”怎么可比？）,我们才不仅读懂了、甚至读深了从奥维德到策兰的诗意。诗歌的逻辑，是从个人自觉命名群体的民族和文化，而非相反。
（武歆 完成于2012-02-25深夜，天津日华里）
原文刊发于 2012年3期《大家》 文学杂志
补记：在我写完这篇文章时，收到了杨炼寄发给我的一封邮件，在邮件中,我得知他刚刚做完一件有益于中、英诗人之间交流的大好事——他与另一位编者，共同完成了一部《玉梯》诗选。杨炼称这部诗选是描绘“文革”以来的一张中国“思想地图”，并堪称“极端”之书。
杨炼在解释这“极端”二字时，是这样说的：所谓“极端”，第一在于选诗标准，中文古典的形式主义传统在背后参照，世界诗歌杰作在面前衡量，入选之诗,必须在思想、美学上不被压垮,而那些靠诗外原因走红的一时“名作”，一概不收；第二，诗选结构也与标准吻合，不把作品在诗人名下简单罗列，而是把不同诗体分为六部分：抒情诗，叙事诗，组诗，新古典诗（一种中国诗人的独特“梦魇”？），实验诗，长诗。一位诗人有多少侧面，每个侧面质量如何，一目了然。什么叫“大诗人”？读者自会判断；第三，六种诗体的六片“风景”，每部分都有专论形式的文章“导游”，作品和思考形成一种层层深入的互动。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刻意用极端的原创，挑战极端的翻译——不是空谈诗歌的“可译”与否，而是由原作设定美学要求，不容“不可译”的可能！除了审视、挑选已有翻译佳作外，部分原因，是为亡友尽心。张枣在这里是首次被全面介绍，顾城的绝笔作《鬼进城》从没被翻译过，此次也入选《玉梯》。
据知，《玉梯》这部全英文诗选将由英国著名的“血斧”出版社（Bloodaxe Books）于今年四月出版。并已定于参加今年以中国为主宾国的伦敦书展。书展组织者称之为“压舱石”之作。
●杨炼 （1955—），中国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生于瑞士，文革中开始写作，朦胧诗最早作者之一，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1988年后环球漂泊，追求建立“诗意的他者”之自觉。2012年获诺尼诺国际文学奖（Nonino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ize），2013年获首届“天铎”长诗奖，2014年获卡普里国际诗歌奖（The International Capri Prize2014）。2013年应邀成为挪威文学暨自由表达学院院士。2008年至2014年任国际笔会理事。现任汕头大学驻校作家暨讲座教授。现居柏林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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